网贷关停并转压力增大 整改调整趋势愈加明显

7月10日，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季度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二季度全国新成立基金会57家，注销/撤销基金会数量达106家，首次超过新成立基金会。

这一消息非常具有冲击力，令人震惊之余，还产生强烈的惋惜之情——毕竟，基金会本身作为一类社会领域中的公益组织，它以社会公众自发建立、自愿捐赠的形式，帮助社会中那些有困难的人，并由此为起点而追求人人平等、价值共享，和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等价值目标，因而这类组织的身上承载着之前从未见过的价值体量，给公众以生活有希望的感觉。

在此前的一个特定时间段之内，全国基金会实现了快速增长，这一局面曾经给人带来很多的期待甚至遐想，而此次基金会数量的下降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，我们不妨理性分析其背后的原因。

基金会数量下降，通常有四个方面的原因：第一，它们的发展已经达到饱和状态；第二，经济形势使然；第三，基金会本身的生存能力达到上限；第四，公共政策上缺乏支持，甚至单一地强调管控。

对这四个原因一一分析可以看出，第一个问题显然并不成立，只要做国际对比即可；第二个方面我们无从干预，也不需讨论；第三个方面的确是一项重要原因，但这些年来，基金会在追求能力成长的道路上已经进入了快轨道，诸多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涌现出来，该原因也可以忽略。

由此，最后的焦点便落到了第四个方面，相应的问题是：对基金会的严格管控，是否会带来基金会发展的衰退？是否存在既能保障规则，又能促进发展的另一种策略？

按照管理学的理论，要实现一个美好目标，有两种管理学的途径：一种是严格管控，另一种则注重扶持。从表面上看，当基金会存在诸多规范方面的问题时，第一种手法显然更具针对性，而且可以在这里尽管加大力度。

但其实，在第二种做法的对照下，第一种做法的简陋低效，以及可能引出来的行为偏差，便会凸显出来。

以基金会日常运作为例，采取扶持的方式来主导管理，显然会更有利于基金会的发展。许久以前，我们国家的管理部门也曾组织专家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做法，当地政府对于慈善组织的政策扶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例如，政府会搭建慈善组织服务平台，出资引入第三方机构，为基金会提供政策信息、推动信用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帮助。

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对于基金会的日常运作，监管的力度是越来越严，扶持的内容却少之又少。比如，在基金会等级评估中，专家开进现场，索要资料，进行问题寻找，接下来便是批判性的对话。专家力量很少用在帮助上，更多的却用在查找问题上。

而当基金会出了问题以后，两种管理途径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做法。在扶持主导管理的模式下，基金会出了问题需要做技术性诊断，看它的问题出在哪里、问题属于什么类型、该怎样加以改善。但在管控的模式下，则是面对问题，做出三个方面标签的选择性贴用，分别是：违规行为、道德问题、政治问题。

于是我们会得到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。第一，行政+政治+对上负责。第二，政策引导+技术诊断+服务支持。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落地方式的差异。在后一种模式下，落地方式包括以平等身份提供服务，以技术做依据进行诊断分析和改正的建议；而在前一种模式下，方向的确定、落地的执行力量，判断的标准，都是单一的政治。

在公共管理中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，一共有三种不同的相互关系方式。其原始形态是放任不管；接下来便是严格管控，以及通过支持而引领。放任不管显然是问题之所在，为了纠偏这种问题，就有了管控模式的合理性，因为正是在这里，它把自己定义为纠正混乱局面、维护社会正当秩序的角色。

但它在其中没有看到，扶持的方式才是我们所要的。一方面，扶持同样可以解决放任不管的问题；但另一方面，扶持又不会陷入到“一统就死、一放就乱”的两难困境的摆动中。这种管理方式的存在，可以解决要么放任、要么管死的两难困境。

所以，严格的管控不只是存在“放任”这一个对立面，也不应只从这一对立中寻找自己的合法性；它还应看到自己的另一个对立面，即扶持，而扶持可以同样解决好放任的问题，且不留存后遗症。

依照理论上的研究与推测，扶持的模式下可以实现如下效果：

第一，通过扶持，管理者的资源与能力，可以与被管理者的资源与能力合而为一，形成一种共同面对问题，一起追求目标的局面，从而与管控模式下的“一部分人在干，另一部分人在管”的情形区分出来。

第二，通过扶持，不会剥夺运作者的主体身份，因而，人们的自主性得到了尊重，行动者的活力被激活，行动的主体被信任，从而与怀疑式管理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条道路。

第三，由于管理者以平等的身份走进来，所以，他们在此过程中可以更实质性地了解运作者的情况，因此不仅能保障规范，而且还能从形式规范走向实质规范。

第四，诸多的因为高高在上的不理解、不信任而产生的“规范”条款，将在扶持的模式下，因为信任和了解而不再需要，规范的内容将大大减负。

从具体运作者及基金会的视角来看，扶持的效果又可描述为：自己的主体性被尊重；行动的动力与活力充分施展出来；因为被信任（而不是被怀疑），自己更愿意遵从有尊严的行为；因为可以寻求支持，自己的资源、能力与社会合法性短板可以获得补偿。

如此一来，基金会的生存能力提升，基金会的生存意愿提升，因而，他们退出的临界点就比当下要高得多。换句话说，很多在当下已经死亡的基金会，或许在另外一种管理模式下，会呈现为“活着”的状态，并积极追求社会效果。

于是，在同样的基金会数量饱和度下，在同样的经济形势下，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，只要改变管理，便可以释放出让基金会成活数量增加的最大潜力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，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）

作者：陶传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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